信访机构并属于国家机关序列，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

② (P2﹥P1)C 2 → D2在本案条件C2下，保护合法私人财产的原则(P2) 优先于基于公共事业需要的原则（P1），即政府征收房屋的公共利益不能成立。在此案中，被征收人对政府的征收方案提出了异议：在选址地块的附件有一块荒地，只要将校址稍作改变，就可以避免征收房屋。

（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在此案中，政府建造学校的目的在于解决1500名外来务工者孩子的读书问题，该项目需占用土地10亩，其中涉及20多户该镇居民的房屋征收。[20]因此，对于公共利益进行价值填充或类型化等具有造法性质的活动应当优先由立法机关来完成。[23]该原则通过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三个子原则循序渐进的考察，从而达成个案中目的－手段或效益—成本分析，以选择最有利于目的之合理实现或效益最大化的方案。然而，这种研究进路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法律实践中确定公共利益的商谈程序不可能像理想情境中的商谈那样可以无限地进行或在任何时候恢复，最终都将由法律适用者作出决断从而结束商谈。

其次，原则权衡的结果可以产生一个法律规则，从而为个案中的法律决定提供决定性理由。[21]财产征收案件中的公共利益能否成立，取决于支持政府发动征收行为的法律原则与支持被征收人主张的法律原则之间权衡的结果。另一方面，改变学术依附政治的关系本身也依赖于学术与政治的双向努力（如贺卫方的情形）。

[12] 参见同前注1，第206、225页。[52] 何清涟指出：反思我国改革的全部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的结果不公正，其实就源于起点的不公正与过程的不公正。[25]这也是施密特招致广泛批评的关键所在。下文中，我将立基于其论断，进一步阐发我所理解的那种根据中国的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

[14] 同前注1，第61－62页。但是，它们也只是一种我们应当批判性袭取的理念，中国法律哲学首先应当追问和反思的是：其一般性的可欲性是否可以代替之于当下中国的可欲性？以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结构为观照，我们必须看到建基于原子化个人之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限度，特别是与此相勾连的自由或权利及其实现的复杂性。

第四，这种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也不是片面强调形式正义，而毋宁是要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作出恰当的平衡和适当的抉择。庞德借用科勒的文明观认为，法律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相对，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文明的普世性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从理论上看，这种论式其实是以消极自由观和法律自主性这两个与自由主义传统相适应的命题为前设的。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就当下中国已然形成的贫富差距结构而言，建基于原子化个人之自由主义倾向的此种论式不仅无力解决这种贫富差距，反而可能会使之加剧。

100多年前，卡尔·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德国的情形： 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那也就是说它只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一旦经济的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便会产生民主化诉求，从而威胁到政治的合法性。回答有关文化的价值及其具体内容，以及人在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团体中应如何为行动的问题，是另一回事。通过官僚和政治家、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区分，他寄希望于充满激情、眼光和责任感、能够出色运用责任伦理的超凡魅力领袖（政治家）把手放到历史舵轮的把柄上。

但是，其施密特主义的倾向不仅要承担决断论的全部学术甚或意识形态后果，而且也完全忽视了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特性。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对现代性本身的理性主义、特别是工具理性气质保有反思和批判态度，处理好现代性的自反性带来的第二现代性问题，即贝克和吉登斯意义上的全球化风险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把握当下中国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性质。[37] 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强调学统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单凭学统就足以调制成医治中国时代病症的灵丹妙药。[12]除了学者身份之外，韦伯本人同时作为暂时性政治家和群众政治家积极参与到德国当时的几乎所有重大政治活动中，诸如凡尔赛和平会议成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引发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前途，以及后文将要提到的他对德国政治体制的设想等等。[54]因此，如果我们将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或伦理共同体的话，法律哲学的伦理－政治担当就关涉到我们的本真性理想、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认同等基本问题的‘什么是中国人[55]的问题（类似于韦伯那一代德国学者当年提出的什么是德国以及如何做德国人的问题）。[8]立基于此，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他又进一步将知识与行动、学术与政治分开：在大学的讲堂中，政治没有立足之地。这样，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就有了密切的联系，用西季威克的话说：伦理学（道德哲学）的目的是决定个人应当做什么，而政治学（政治哲学）旨在决定一个国家或政治社会的政府应当做什么，以及它应当怎样延续下去。[36] 经由上述界定，所谓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就使得法律哲学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有了密切的关联。

[17]在哈氏提出的商谈论模式中，作为价值中立前设的真理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为真理共识论（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所取代，程序主义的、经沟通和商谈达致的交互主体性共识（intersubjective consensus）则取代客观性（objectivity）填补了后除魅社会整全性意义体系的阙如，并成为学术研究真理性的判准。孙国东（1979－）男，湖北随州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2006级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法学硕士。

[34] [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6页。[9] 参见同前注1，第176－177页。

尽管魏教授提出了新三统并强调了道统，但在我看来，就三者关系、至少就政统和学统的关系而言，其主导显然是学统（魏教授所谓道统还失之模糊，尚不足以构成一个有效的概念工具），这在他对贺卫方和人本法律观的批评中以及他对三者关系的论述中即可瞥见。在他那里，价值中立的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它有特定的适用范围，是学者以学者身份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时应当遵循的一种自律性原则。

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不是要进一步鼓励学科之间的画地为牢，毋宁是要打破学科界限，将法律问题和法律哲学纳入到整个实践哲学体系之中考量。但是，现代官僚制度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最大的后果是其非人格性和纪律性致使自由丧失。但是，如果大家的经验认同的话，我们却可以说：我们的确存在着主导法律实践的某种主流法律学说，即我所谓的自由主义倾向的主流法学——这在晚近的孙志刚案、黄碟案、刘涌案以及物权法制颁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利思维逻辑中即可瞥见。我将他们视为追求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亦即强调法律哲学之政治担当的法律哲学立场。

最后，我将以这种法律观为依凭简要回应魏敦友《意识形态、学术传统与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建构》一文（附论）。具体而言，不是要陷入中西对立的或中或西的国际政治意识形态之争中，而毋宁是要对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内涵与中国的特殊主义欲求及其理由进行深入研究。

【摘要】本文在分析韦伯强调学术之政治担当的得失基础上，通过评析晚近以来邓正来和强世功等中国论者的相关著述，结合当下中国世界结构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性条件，初步建构了一种根据中国的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由于对学术之文化政治关怀的强调，韦伯政治社会学展现出浓郁的民族主义气息——尽管他所力主的民族主义是不可替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非民族优越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他从当时德国的地缘政治入手，明确提出了德国人的自由以及学术的政治担当问题。把法律哲学的伦理－政治担当开放出来意味着：我们在看待法律问题时必须树立一种政治性的视角。

[36] 转引自[英]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这就使得韦伯式领袖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更为复杂。但与强世功的施密特倾向不同，邓正来并没有为其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实体化为某种理论——他更多地采取了一种否定性建构方式，亦即我们不应当如何。[42]就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而言，由于计划经济新传统（威权主义体制）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几乎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正如政统、政治体制改革等口号在政治公共领域具有时代性的政治正确性和道德优先性一样（想想贺卫方等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正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当下体制内具有当然的政治正确性一样（想想人本法律观），学统、学术自主等口号在学术场域具有前设性的政治正确性和道德优先性。

晚近物权法的制颁所引发的广泛争论实质上正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对当下中国而言，主要是因社会转型和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而分化的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比如社会正义问题），以及在关系紧密的乡土社会所特有的社群主义文化需求[58]，等等。

按照我的理解，政治哲学不同于狭义政治科学之处即在于它不是对任何现存政治体制的一种描述和论证，而是对有关政治安排可欲性和正当性的一种理论建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经由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的建构去重新定义中国，同时建构主体性的中国，并据此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